2025年迄今为止，全球外汇市场围绕着美国政府政策的各种不确定性展开交易。在1月特朗普正式上任后，美元指数在多重利空的影响下下跌了超过10%。一季度美元的弱势源自于某些政策支票并未兑现所带来的特朗普交易退坡，而从二季度开始，多重利空继续推动美元破位下行。4月2日之后，我们认为美元的下跌主要源自3方面的交易：一是关税对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的影响。与2018年的中美关税摩擦不同，美元指数与关税不确定性在今年4月之后呈现反向的相关关系。而欧元、日元、瑞郎是规避关税风险的三个主要的避险货币，相对美元走势强劲。二是对“海湖庄园协议”的担忧。虽然贝森特一直强调强势美元政策不变，但美国政府在对外贸易谈判中的目标却一直是大幅削减贸易逆差。除了平衡关税或非关税壁垒，美元汇率也需要重估才能显著缩减逆差。因此市场担心美国的贸易谈判中会增加汇率条款，尤其是在美国财政部汇率操纵观察名单里的亚洲经济体。这类经济体的国际净头寸，无论是美元存款还是其他形式的海外资产都是比较大且套保比率不足的。汇率预期变化可能会导致这类头寸的平仓或套保率上升，从而推升这类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三是美国财政不确定性的影响，4月以来股票配资注册，美债收益率与美元指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减弱了。美债的下跌隐含的可能不只是无风险利率的上升，而是流动性风险甚至是信用风险的某种市场反馈。因此，美债和美元往往呈现“双杀”。
2025年下半年，我们判断美元仍有一定的下行空间。在我们的基准假设下，美国对外关税相比当前水平或稳中有升。关税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也将逐步在硬数据中得以体现。这会导致美国经济预期与全球其他地区进一步收敛，从而利空美元。在财政方面，债务上限提高后的美债发行增量对流动性的考验或持续到3季度。美债美元或继续双双承压。除此以外，我们认为亚洲货币对美元有超额上涨的机会。因其过去数年利用套息交易积累的大额美元对外资产需要做额外的汇率对冲。
欧元在2025年上半年的走势与利差脱钩，并且在关税提升期间呈现了一定的避险性质。尽管欧洲经济起色不多，欧央行的货币政策也相对更为宽松，但相对稳定的经济和政策预期，此前数年的相对低配以及欧元区资产可观的体量规模让欧元成为了规避美国政府政策风险的重要选择之一。我们认为，带上了避险光环的欧元或能继续对美元有超越基本面差异的表现。
人民币在美国高关税影响下的表现超出预期，也与2018年的经验不同，这与美元指数表现弱势或有很大关系。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小幅升值，对一篮子货币贬值。这既反映了美元弱势的外部环境，也体现了关税扰动对汇率的影响。考虑到保持汇率“韧性”的政策取向不变，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在下半年或继续保持偏低波动。
风险提示：美国对外关税政策显著调整、美国经济强于预期、中美贸易协议超预期等。
美元指数：多重利空扰动
2025年上半年美元指数回顾：破位下行，套息平仓
2025年上半年，美元指数大体上呈震荡下行的态势，特朗普年初的就职和4月宣布对等关税的“解放日”成为了美元由强转弱的转折（图表1）。2025年前两周，美元大体延续了2024年末以来的强势，在较强经济数据的带动下，美元指数在1月13日触及到了年内最高点110的上方。但随着特朗普的正式就职，对加拿大和墨西哥“雷声大、雨点小”的关税威胁以及美国政府裁员减支等类紧缩的动作就开始让美元由涨转跌。美元在特朗普正式就职后的由涨转跌与2017年特朗普1.0时期的情形如出一辙。而进入二季度后，关税和财政等因素开始正式成为市场的主要驱动力。4月2日，特朗普正式宣布对全球大部分贸易伙伴实施“对等关税”，且税率大超预期。由于关税引发了市场对美国经济的担忧，美元在关税升温阶段呈现快速下行。直到4月22日中美关税传出缓和消息[1]，美元才有所企稳。但美元的反弹却在5月13日中美达成关税下调协议之后再度下行。除了关税外，更多利空在5月中旬开始压制美元。其中包括亚洲货币对美元的大幅升值，美债的下行压力对美元的拖累等。从年初的高点算起，美元指数在2025年上半年的跌幅超过了10%。有意思的是，美元指数与利率的正相关关系在2025年4月之后大幅削弱。这一点突破了传统的分析框架。美债的下跌已经不再成为美元的利好，这意味着市场开始交易美债的某种风险，而不是无风险利率的上行。
在我们跟踪的三个主要的外汇交易策略中，价值策略取代套息策略，成为了今年迄今为止最好的外汇交易策略。而套息策略继去年第三季度之后，在今年4月份再度遭遇关税的外生冲击，该策略虽然仍为正收益，但高波动令其性价比在2025年显著回落。套息头寸较大的亚洲货币则在5月份继续面临平仓压力。趋势策略则成为了三大策略中唯一亏损的策略。美元指数虽然从高位下跌了10%，但做空美元的负carry以及汇率短期波动的不确定性让“追涨杀跌”成为了收益性相对较差的策略。
图表1：美元指数在2025年上半年震荡下行
2025年中期美元指数展望：仍有下行空间
展望2025年下半年，我们认为美元汇率或仍会受到多重利空的袭扰。这些利空既包括美国关税的不确定性对美国经济预期的影响，也包括市场对美债担忧增加以及亚洲国家持有美元的主体套息交易平仓带动的汇率升值。种种不确定性之下，持有美元资产的资金需要分散风险，他们或减持美元资产，再平衡到其他币种，或增加外汇套保率。这都将导致美元的进一步下行。
关税不确定性继续压制美元
关税不仅削弱了美元汇率，也削弱了美元的避险属性当4月2日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之后，美元汇率便于关税不确定性呈现反向关系。当关税不确定性上升阶段，美元往往走弱，而在关税不确定性下降的阶段，美元指数反而有所反弹。这一特征与2018年特朗普1.0时期并不相同，也与我们去年末的判断有一定出入。在传统逻辑看来，由于美国的制造业占比较小，关税提升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一般小于美国的贸易伙伴。而贸易摩擦加剧在特朗普1.0时期也有利于具有避险货币性质的美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今年美元指数在面对关税冲击时的表现与以往不同呢？我们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今年的贸易不确定性更高，范围更广，这让国际资金更担心高额关税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滞涨效应，从而在关税风险上升时卖出美元规避风险。数据显示，美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在今年快速下行，目前的水平与2022年美联储快速加息和2020年疫情时期的最低点相当。与此相对的，则是纽约联储的未来1年期通胀调查来到了2023年以来的高位。这些数据或意味着，即使当前硬数据尚可，美国的消费者也可能是因为担忧未来物价上行而提前消费，这并非收入上升所带来的良性消费提升，持续性存疑。除了对美国经济的担忧外，美元与关税的正相关关系也可能源自于国际资金对于美元资产的敏感性更高导致的避险需求。过去3年“美国特殊论”（即美国经济好于全球其他地区，美元资产相对投资回报更高）的盛行导致全球资金对美元资产相对高配。这就导致全球主流的投资组合对美元资产和美国经济风险的敏感程度较高。特朗普的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恰恰增加了这类资产组合的波动性，导致减配或对冲需求。因此，美元汇率在关税影响下的表现才与往年相悖。
美元与关税的正相关关系削弱了美元的避险属性。我们跟踪的数据显示，过去两个月美元指数的日变动率与股票指数等风险资产日变动率的滚动相关系数由负转正，而表示波动性的VIX指数变动则与美元指数呈负相关关系。这些变化表明美元的避险资产属性被削弱，风险资产属性增强。与此相对的则是欧元避险属性上升，其正取代美元，成为与瑞士法郎和日元并列的三大避险货币之一。
预计关税不确定性仍会处于高位尽管自5月13日以后[2]，特朗普政府将对华关税从极端水平大幅回调。但考虑到关税是特朗普政府的财政收入重要来源之一，其抱有增加关税缩减美国贸易逆差并引导制造业回流的想法。因此，我们判断美国可能至少会在下半年对全球贸易伙伴保持10%的基准关税，并对钢铁、制药、汽车等重点行业征收更高的关税并施加出口配额。从今年美英的贸易协议可以看出，美国的贸易伙伴较难通过谈判显著下调当前关税水平。部分贸易伙伴可能还需接受更高的关税水平。因此，虽然美国的对外关税可能短期内不会重新上调至4月份的极端水平，其基于现有水平逐步抬升的态势可能相对确定。按照今年以来“关税越高，美元越弱”的规律，我们判断美元指数在下半年或仍面临关税不确定性的压力。我们认为，6月底7月初的贸易谈判或只能短期利好美元和美元资产，但随着特朗普政府在关税政策上的持续反复，美元或重回下行态势。
美国缩减贸易赤字的目标往往会带来美元弱势
2025年4月份美国公布的对等关税之所以超预期，是因为关税税率的计算针对的是贸易逆差，而不是关税本身。特朗普及其幕僚多次强调其对外贸易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削减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我们认为，如果美国政府的“公平贸易”政策以此为最终目标，那么其很可能会以美元贬值作为其平衡贸易赤字的手段之一。
缩减贸易赤字离不开美元贬值在今年中美贸易谈判代表5月会晤后，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媒体专访时曾表示[3]：贸易顺差形成的3个主要因素是：1、贸易条件（即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2、汇率；3、美国自身的财政情况。从美国自身的结构性问题看，由于特朗普政府仍在进行减税等财政扩张，我们认为美国削减贸易赤字的难度非常大。因此，我们认为如果关税谈判无法很好地达到削减贸易赤字的效果。那么美国政府可能会引导美元贬值以实现其平衡对外贸易账户的目的。在去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他的顾问米兰的报告[4]《重塑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就引起了市场参与者的关注。他在报告中认为美元系统性的高估是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认为推动美元重估（即所谓的“海湖庄园协议”）是解决方法之一。上述迹象或表明，美元贬值可能是美国政府的选项之一。从历史经验看，在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大幅收窄前的时间段，美元往往主动或被动走弱。1970年代美国的贸易赤字大幅收窄背后有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的大幅贬值。80年代后半期美国贸易逆差的收窄则与“广场协议”之后美元指数对德国马克和日元等贸易伙伴国货币的大幅贬值有关。而08年之后，由于美国的内需疲软导致了进口减少和对外贸易结构的阶段性改善，美国的贸易逆差也显著收窄。在这一阶段，由于美联储采取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流动性相对泛滥，美元汇率在前几年大幅走弱的背景下仍有一定贬值幅度。这些历史经验表明，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显著收窄或需要美元或主动或被动的汇率重估才能实现。
亚洲货币或对美元存在超额上涨的机会我们认为在美国重估美元的潜在谈判目的下，部分亚洲货币对美元存在超额上涨机会。首先，我们判断亚洲地区经济体可能是美国汇率谈判的重点地区。亚洲经济体以外贸出口型居多，不少经济体对美有较大的贸易顺差。为了稳定出口，不少国家的央行都会将汇率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潜在目标之一，在汇率波动偏大的时间点入市干预稳定汇率。从美国财政部2025年6月的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和汇率报告看，亚洲地区的中国大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越南和新加坡都在汇率操纵观察名单中。因此，这些经济体很有可能在贸易谈判中被加入限制央行干预等汇率条款。在亚洲经济体的对美贸易谈判中，韩国已经明确与美国有过汇率方面的交涉。而新台币在中国台湾当局完成对美谈判后的大幅上涨也引发了市场的猜测。一旦这类经济体最终的对美贸易协议中包含相关条款，那么我们须留意这类货币对美元大幅升值的可能性。其次，亚洲经济体的机构、个人和企业在过去美联储大幅加息的几年普遍积累了较多的外汇套息头寸。这类头寸在面临美元汇率预期波动时往往容易因估值波动而增加资产减持或套保的卖出压力，从而加剧美元汇率的贬值。数据显示，主要亚洲经济体的美元存款数量在过去3年大都翻了一番，而中国台湾、菲律宾和印尼的外币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重都在15%以上。这些存款的本币估值受汇率影响往往较大。而从更广义的口径看，日、韩等东亚经济体的资产拥有量超过了GDP的100%。这些资产的背后往往存在本币负债，从而形成资产负债表上的货币错配，从而对汇率波动敏感。这些头寸在积累时往往会造成本币汇率偏弱，而在套保或头寸平仓阶段，这类货币往往会有超额上涨。从数据上看，过去3年亚洲货币对美元的走势弱于其他地区，这与亚洲经济体积累美元资产存在关联，当美元汇率预期变化时，我们认为亚洲货币存在一定的超额补涨空间。
美债供应不确定性的拖累
美债的不确定性是美元的另一个利空。今年4月份以后，美债利率与美元汇率出现了脱钩，美元和美债出现了较为罕见的“双杀”现象，市场似乎在交易美债的某种风险溢价。而随着特朗普“大漂亮”财政法案的通过，市场对美国财政的担忧进一步增加，导致美元的预期偏弱。
市场对美国债务不可持续的担忧有所增加特朗普政府2.0时期，美国的财政状况相比他的第一任期明显走弱。首先是财政赤字，从不到3%上升至接近7%，其次是债务总额已经突破了36万亿美元，超过了GDP的120%。削减财政赤字曾一度是特朗普的竞选支票之一。在他上任后的首个季度，特朗普以及以马斯克为代表的“效率部”曾为减少开支做出了不少努力。但美国的财政赤字并没有显著改善。虽然4月份美国的财政收入因关税上调而增长，但随后特朗普推出的减税法案则预期将在未来10年增加超过3万亿美元的赤字。这增加了市场对于美国财政不确定性的担忧。美国的情况与日本不同，贸易伙伴是美债的主要持有人之一。如果美债继续快速累积，为了削减债务压力，美国政府可能会通过关税、投资所得税等方式向海外债权人撮取更多财政收入，从而降低美债持有的回报和吸引力。这些潜在的动作可能会导致海外债权人进一步担忧美债的持仓，从而导致减持和资本流出。第二是美债的流动性问题。随着美国财政减税法案的通过，债务上限预计也将同步提高。这或意味着美债供给的大幅增加。由于美联储处于缩表周期，这些增发的国债需要靠市场力量承接消化。由于第一个原因，市场对美债的信任下降，这会减弱承接力量并恶化美债市场的流动性。这可能会进一步导致美债的卖压和美元的弱势。
美债的避险性下降，风险溢价上升自4月份以来，不仅美元的避险性下降，美债的避险性也有所下降。我们观察到4月初对等关税刚宣布之时，用外汇掉期对冲后的德债收益率一度低于美债收益率，这或表明市场认为德债是比美债更无风险的利率。这个对冲后的美德利差也与欧元当时的表现一致。体现了美债的某种信用风险。此后，美债与非美国债的利差与美元指数的关系也时常出现分化，这或表明美债利率的上行并非交易无风险利率的上行，而是美债的某种风险（信用风险或流动性风险）。我们认为美债风险溢价的上升，或导致非美经济体进一步多元化储备并减持美债，美元或因此承压。
美元资产的分散和外汇对冲压力
由于过去数年美国经济的相对强势，美元资产也处于相对高配的状态。2025年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不确定性对“美国特殊论”及其相关交易的影响是显著的。我们观察到国际资本正在寻求减持美元资产，或对冲美元资产的相关风险。
首先，我们观察到德国DAX指数的市盈率与美股市盈率之比在2025年迅速提升，这或表明国际资金正在更多配置欧股并推升其估值，而相对减配美股。其次，由于美债的不确定性同样增加，我们一方面观察到4月份美债下跌的同时欧债和日债有所上涨，而另一方面，则观察到海外投资者正在以创纪录的速率增持日本国债。这些迹象表明美债持有人也在通过多元化投资分散风险。最后，美元期权的RR目前回落到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说明除了减持美元资产外，不少投资者正在通过外汇期权对冲美元潜在的下行风险。这些套保操作也会在现货市场的平盘操作时形成一定的美元卖压。
我们判断下半年海外投资者对于美元资产的风险分散操作将持续，这或导致美元进一步下行。
美元指数或落入新的波动区间
100或成为未来美元指数波动区间的偏高水平随着美元指数确认跌破过去3年的低点100一线，新的下行空间已经打开。我们认为，在多重利空的影响下，美元指数的中枢或仍有下行空间。过去3年美元指数所在100-110的波动区间隐含了美国经济的相对优势和美元资产的相对高配。这两者在特朗普政府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下或进一步演绎，因此我们判断美元指数可能会回到2014-2021年之间的90-100区间内。
人民币：升值条件正逐步具备
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小幅升值，不过对一篮子货币贬值较多，这对经济增长及金融稳定是较适宜的环境。在中国经济增速偏稳的环境下，我们认为年内迄今的人民币汇率波动主要由外部因素决定。具体而言，中美关税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力集中在4月上旬，随后因双方在日内瓦会谈取得积极成效而快速改善。美元在今年每个月均录得下跌，托举了人民币汇率升值。
2025年下半年，我们认为外部环境对汇率仍是较适宜的，中国经济也有望完成既定增长目标，对汇率影响偏向积极，人民币汇率表现或温和偏强。从关税和美元角度来看，市场或难以回归关税增加——美元升值——非美货币贬值的一致预期。这意味着，即使关税压力再度明显抬头，美元的走弱也将抵消人民币汇率承受的部分压力。中国在过去几年累计了较多的海外资产，在美元走弱、人民币汇率估值偏低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投资的再平衡或外汇对冲需求增加均有望提振人民币汇率。不过，考虑到关税不确定性较高，外贸企业仍需支持，“稳汇率”政策影响下的人民币汇率升值速率或将是温和的。
2025年上半年人民币回顾：外部因素改善推动汇率升值
2025年迄今，人民币对美元略有走强，主导因素在于关税预期及美元走势。特朗普上台后，中美两国的关税压力在一季度稍显温和，在4月初迅速升温，不过后续因美元延续下跌以及中美日内瓦会谈实现积极成果，人民币汇率再度在近期走强至年内新高。
关税预期反复对人民币汇率造成扰动，压力主要集中在4月上旬，其余时期偏温和。特朗普曾在上任前表示[5]，在就职首日将对中国加征关税，关税幅度可能超过60%。不过其上任后加征关税的节奏整体慢于市场预期，对中国在2月、3月初分别加征10%的关税，整体力度有限。加之特朗普数次发出对华关税的温和言论，人民币汇率反而在两轮关税加征后走向升值。关税压力的显著增加集中在4月上旬。彼时特朗普在其称为“解放日”的当天发布“对等关税”，对中国额外加征34%的关税[6]，并在中国的反制下将关税进一步提高至145%（其中125%为对等关税）。在关税压力快速增加和中间价向上调整之际，人民币汇率一度跌至历史低位。不过随着此后美元的明显下跌，美方释放对华关税温和论调，以及中美日内瓦会谈取得成果，人民币转而升值至年内高点，在岸、离岸汇率与中间价实现“三价合一”。
从中国经济增长来看，内外需表现皆强于去年，亦对汇率影响积极。从内需来看，受“两新”、“两重”政策推动、财政前置发力以及房地产销售下行速率放缓等积极因素影响，固定资产投资与社零累计同比增速均高于2024年，不过距5%的实际GDP增速目标尚有差距。外需方面，4月累计出口同比增速达6.4%，亦高于2024年出口增速。在内外需均改善的背景下，工业增加值及服务业生产指数也出现较快增长。综合来看，中国经济增速表现较市场预期的更为积极，这有助于提升中国资产的投资回报率，进而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一定支撑。
在内外部因素均偏于改善的环境下，外资增持境内资产，境内外汇市场供求趋于改善。在关税整体压力温和、美元走弱、中美利差收窄及中国经济增速较为稳健等因素支持下，境内外机构或部分转变此前“资产美元化，负债人民币化”的投资方式，增持人民币资产迹象愈发明显。
外资整体增持了股票、债券等人民币资产。与2024年末相比，外资持有的境内股票、债券等资产在年内稳定增加。股票方面，3月末，外资持有境内股票约为2.97万亿元。EPFR数据显示，“对等关税”后外资一度明显减持境内股票，不过证监会在5月下旬指出[7]，外资持有A股流通市值稳定在3万亿元左右，与3月末外资持有股票规模相仿。债券方面，3月末外资持有境内人民币债券约为4.4万亿元，近期数据亦披露外资持有银行间债券规模在4月亦有环比增加。综合来看，今年以来外资持有的人民币资产较2024年末有所增加。境内主体亦部分转变负债人民币化的举措。与2024年末相比，目前中美利差已有所收窄，加之美元指数在年内连续下跌，境内主体“资产美元化，负债人民币化”的举措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境内主体通过掉期换入外汇的规模在今年以来明显增加，或可借此保留人民币敞口的同时获得美元资金。银行代客结汇差额及结汇率在年内不断攀升，境内市场主体希望增持人民币的意愿亦有增加。
图表2：美元/人民币汇率年内走势
2025年中期人民币展望：内外部因素支持汇率升值
2025年下半年，在美国上调对外关税与美元指数走强较难共存的背景下，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仍将受益于偏适宜的外部环境。在当前的环境下，我们认为市场较难回归到“关税增加—美元升值—非美货币贬值”的一致预期上。而随着美元汇率的趋势性走低，过去几年美元资产的累计投资也面临再平衡或增加外汇对冲需求，这将再度体现为美元走弱及非美货币的升值，例如过去一段时间亚洲货币的快速走强。我们认为相似的升值压力也可能落在人民币汇率上。从内部环境来看，当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已处于偏低水平，若伴随着过去数年美元头寸的再平衡需求，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方向将较为明确。不过考虑到关税方向尚不明晰，对外贸企业仍有支持必要，稳汇率政策将避免人民币汇率的较快升值，以维持较为宽松的金融条件。
关税压力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偏于温和
关税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美元贬值关税力度与美元强弱呈现负相关，这意味着即使关税压力再度攀升，下跌的美元也将为人民币汇率提供缓冲。对等关税后，美元与关税压力呈现出负相关的走势，这与2018年的经验以及市场此前的普遍预期相悖。出现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或在于对等关税力度显著超出市场预期，市场的逻辑重点从非美国家的经济压力转移至美国的经济压力，进而带动美元走弱。加之近期美国政府推进大规模税收与支出法案，市场对美元资产表现的预期降低，十年期美债期限溢价明显抬升，美债收益率与美元呈现同向波动。在上述背景下，我们发现关税成为了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相同来源，美元与人民币汇率呈现同向波动。以美元指数与人民币汇率（USDCNY）的波动率衡量，二者的50天滚动相关性在5月下旬后转为负数，且为2022年1月后新低。在上述逻辑下，市场较难回归到关税压力提升——美元走强——非美货币贬值的一致预期。因此，在关税力度与美元汇率呈跷跷板走势的预期之下，我们认为即使未来关税压力再度攀升，美元的走弱甚至市场对美元资产表现信心的进一步丧失，均将为人民币汇率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出口对美关税的敏感程度下降中国对美直接出口的依存度下降，加之全球财政扩张预期升温，中国出口或保持一定韧性。中国拥有完备的产业链，在全球工业体系中具有较强竞争力，这体现为中国近年来始终占据较高的全球出口份额。我们认为，尽管近年来美国对华关税压力显著升温，中国对非美国家的出口已占据较大份额，因此总出口的承压空间或有限。我们测算了中国对所有出口国家的HHI（Herfindahl-HirschmanIndex）和CR4（前四名出口国所占份额），CR4从2013年的45%附近下跌至近期的31%附近，显示中国出口集中度的降低较为明显。近年来非美国家对中国出口增速拉动幅度整体大于美国拉动，这也体现出非美国家对出口稳定或有更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这意味着，无论是基于转口贸易或是直接出口需求，中国整体出口表现有望一定程度上对美国关税压力脱敏，而更多挂钩于全球总需求表现。因此，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对一篮子货币贬值的形势或有利于中国对更广泛的贸易伙伴增加出口。另一方面，在美国关税压力下，非美国家均面临外部需求削减的风险，在负向的外需冲击下，非美国家或需求扩大财政支出以支持经济增长。依据IMF的预测[8]，全球主要国家均保持较大的赤字规模，较多经济体扩大财政赤字规模，2025年全球财政赤字将增长至5.1%，为2021年以后的新高水平。我们认为，非美国家普遍增加赤字的举措有助于填补美国需求的减少，维持总外需的相对稳定。综合来看，在中国产业链具备较强竞争力，非美国家财政扩张的环境下，中国出口或将在美国关税冲击下保持一定的韧性。
图表3：中国出口集中度持续走低
美元资产的保值需求或上升
中国的对外资产存在汇率对冲需求在规模较大的货物贸易顺差支撑下，中国积累了较大规模的对外金融资产，而由于对外负债在2021年末后走低，不含储备资产的净头寸规模在2024年末改善至历史最佳水平。从中国对美国的长端证券投资来看，投资主要集中于国债、股票和机构债，整体规模在2015年后不断走低。近期中国还展现出了对短久期美元金融资产的偏好，例如中国持有的短端国债在2024年四季度后不断增加，中国金融机构所拥有的外汇存款亦在2024年底以来有所增长。因此，中国私人部门目前已积累较多的美元资产，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可能并没有进行外汇对冲。此外，在中国通胀持续偏低以及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贬值的影响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已触及下方两个标准差的水平，汇率估值水平已然偏低。因此，在美元指数预期将继续走低的背景下，叠加偏低的人民币汇率估值，我们认为潜在的投资再平衡或外汇对冲需求的增加有助于酝酿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趋势。
图表4：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估值偏低
中美贸易谈判中的潜在汇率内容在特朗普的贸易关切之下，我们认为值得注意的方向是中美谈判是否将涉及到汇率安排，美方可能要求人民币汇率的浮动更加自由，或干预更加透明，相关预期将给人民币汇率带来升值压力。中美两国在2020年1月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9]，其中对汇率有一定安排。具体而言，经贸协议第五章“宏观经济政策、汇率问题和透明度”对双方汇率有一些约定。内容强调了“实现并维持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和“双方应避免竞争性贬值，避免将汇率用于竞争性目的，包括对外汇市场进行大规模、持续、单向干预”。整体而言，我们认为相关要求与中国当前的汇率制度相去不远，人民币汇率亦没有在彼时协议达成的短期内明显升值。不过中美就汇率的谈判仍可能对市场情绪产生一定影响，因市场对“海湖庄园协议”预期抬升，特朗普是否会采取切实行动推动弱美元犹未可知。此前美日涉及汇率谈判的消息亦一度对日元汇率产生明显影响。我们认为，在中美谈判后，市场亦可能担忧存在双方达成协议的潜在可能性，进而出现自发结汇的现象，推动人民币汇率升值。
“稳汇率”政策引导下，汇率升值幅度或整体温和
人民币汇率已实现“三价合一”，货币当局或无意推动人民币较快升值。随着人民币汇率在4月中下旬持续升值，在岸、离岸汇率已愈发趋近于中间价水平，目前已经“三价合一”。依照今年的宏观形势以及汇率调控思路，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走势仍将以稳为主，在出口形势承压的环境下，对一篮子货币偏弱的人民币汇率有助于对外贸企业起到支持作用。参考BIS的研究[10]，其认为一国货币对美元升值有助于改善外币负债的估值效应，对一篮子货币贬值则有助于增加出口，均有助于改善金融条件。我们认为，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但对一篮子货币贬值的形势较好应对了当前的贸易环境。这既有助于改善预期、吸引外资、拓展降息空间，又有助于在对美直接出口承压的背景下，保持在全球范围内的出口份额。我们认为这样的汇率调控目标或大概率在下半年延续。从近期的举措来看，近期人民币中间价下调速率明显缓于即期汇率，逆周期因子调控规模在较短时间内减少并消失。截至5月，央行已连续三个月未发行离岸央票，离岸央行余额减少至1,300亿元，为2024年5月后的最低值，这推动了偏宽松的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综上，我们认为尽管近期汇率展现出了升值倾向，然而货币当局或希望避免其较快升值，以实现偏宽松的金融条件。
往后看，我们认为货币当局有较多手段平抑人民币汇率波动。首先，货币当局或将继续以偏缓的速率调整中间价，由于中间价信号意义较强，这有助于向市场释放较明确的信号。若汇率升值压力进一步增加，中间价还可直接约束汇率日内的升值空间。除却中间价外，货币当局也可以通过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下调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等方式调控汇率预期。更隐性的，货币当局也可通过增加在外汇市场的即期美元买卖，在积累外汇储备的同时缓解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其次，货币当局也可再度降息，降低人民币负债成本，扩大货币供给，实现汇率贬值。参考2024年以来的三次降息，基本都发生在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显著降低之际。考虑到今年中国经济增长仍面临一定压力，降息不仅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提振内需，也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温和偏弱，支持外贸企业。因此，我们认为货币当局亦有可能通过降息等手段令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速率较为温和，以实现较为宽松的金融环境。
欧元：继续震荡偏强
2025年上半年欧元回顾：在G10中表现靠前
2025年年初至今欧元/美元整体处于上行趋势，年初前2个月经历了短暂的横盘震荡之后，欧元/美元自3月开始一路走高，并且曾经在4月末周一度走高至1.15上方的年内高点，但此后随着美国关税政策的缓和，市场对美联储降息预期也随之有所下行；而欧元区通胀的整体回落以及经济数据的走弱则带动了市场对欧央行降息预期有所升温，这都使得欧元在4月末至5月初以来的上升势头有所减弱。截至5月30日收盘，欧元收涨9.59%，在G10货币中排名第4（仅次于瑞典克朗，挪威克朗和瑞士法郎），这也是欧元最近5年来最好的上半年表现。
欧元2025年上半年的整体上涨主要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一是德国财政刺激的计划使得市场对欧元区经济的增长前景从年初的极端悲观情绪中得到明显逆转（年初市场对特朗普关税政策对欧元区经济的潜在负面影响一度使得市场看跌欧元/美元跌至平价）；另一方面，美国4月初公布的关税细节使得市场对美国经济的前景产生更明显的担忧，市场对美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给美元带来的潜在利空影响使得美元明显走低，而这也支撑了包括欧元在内的主要非美货币的大幅走高。不过，欧元区通胀在今年上半年的趋势性下行使得市场对欧央行的降息总量的预期维持在相对稳定的位置，这也和美联储自3月FOMC以来的“不急于降息”基调形成对比，在此背景下德美短端利差随之稳步下行，不过欧元/美元并未追随利差的走势随之下降，反而自4月特朗普政府公布关税以来维持了强势。我们认为，美国的关税政策给市场对美国经济带来的潜在利空是这两者脱钩的主要原因。此外，今年以来，相较于其他G10的非美货币，欧元的表现同样相对靠前（仅次于挪威、瑞典和瑞士法郎），我们认为这同样是由于3月初德国的财政刺激计划给德国甚至欧元区的经济前景带来了巨大的提振，而相较于美国的经济数据，欧元区经济整体数据今年上半年整体维持较为稳定的走势（只是在4月初美国关税细节公布之后出现了明显的回落，但进入5月以来出现明显回升）；而美国宏观经济数据则整体走弱。因此，欧元今年上半年表现较为强势。
2025年中期欧元展望
展望下半年，我们认为今年4月以来欧元/美元走势脱离德美短端利差的走势可能面临回补的风险，一方面，美国关税政策对欧元区通胀起到的抑制作用以及欧元区最新的工资增长数据都表明，欧元区已经基本解决了通胀的问题。而随着欧元区的通胀压力逐步减弱并且有望在今年夏天达到欧央行的2%政策目标，尤其是核心通胀在5月也出现明显的下降，这些都支持欧央行在今年下半年继续降息；而与此同时，美联储则一直表现出“不急于降息”的观点，尤其在关税政策影响其通胀压力面临反弹风险的背景下，等待观望的主旋律可能会和欧央行大概率继续降息形成对比，利差的分化逻辑可能会在短期内对欧元的继续上行产生一定的限制。
此外，欧元上半年上涨背后的另一个重要的助推力量就是3月初德国新政府宣布[11]设立5,000亿欧元基建的专项基金，并且从其“债务刹车”的极值中豁免其国防开支，并且调整德国各州债务借款的上限。而欧盟委员会同样随即提出[12]一项8,000亿欧元的“重新武装欧洲（ReArmEurope）”军事投资计划，旨在欧盟层面为各成员国军事开支提供支持。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坚定信念，使得市场对欧元区的信心大增，欧元/美元在3月录得大幅上涨（详见《德国财政刺激对欧元的潜在影响》）。
然而，目前来看，德国新政府上任之后并未就这一计划给出详尽的细节，而欧盟层面来看，各个成员国不同的财政状况更是使得全面推进此计划面临一定难题（比如意大利为代表的南欧国家目前已经受限于较高的债务，并没有过多的财政空间去加大财政支出，尽管意大利2024年国防支出占比GDP仅有1.5%，并在NATO中处于较低的水平，但若想要不增加市场对其财政的担忧而达到扩大财政支出的目标，意大利政府依旧面临较大的挑战，而这也是3月18日“德拉吉报告”中提到的一个核心问题[13]）。此外，上周欧盟警告1/3的欧盟成员国目前已违反其财政规则[14]，布鲁塞尔上周三公布了欧盟委员会点名的9个国家，这是自欧元区债务危机以来被警告国家数量最多的一次。这些国家的共同问题便是其预算赤字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而退一步讲，即使下半年市场可以看到更多来自德国财政支出方面的细节，我们认为从计划出台到真正落实具体政策，再到这一刺激计划最终体现在经济数据上，这一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其带来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果可能最早也要到2026年才可以有所体现，而短期看，市场对这一计划给经济带来的潜在积极作用基本已经完全计价。
综上，我们认为在进入今年3季度后，市场对ECB进一步的降息预期可能会和对美联储“不急于降息”的预期形成对比，货币政策的这种分化预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欧元/美元继续走高的幅度；不过进入4季度前夕，随着美联储接近其下一次降息，而欧央行逐步接近其降息周期的终点，进而可能带动欧元/美元展开了一轮反弹。我们认为2025年下半年欧元/美元可能维持在1.10-1.16的区间。3季度欧元可能保持在1.10-1.13，而4季度可能会回升至1.13-1.16左右的交易区间。
通胀趋势下行背景下，欧央行6月如期降息，下半年内可能还有1次降息
在今年6月的议息会议上，欧央行符合市场预期再次降息25基点，但并未给出明确的利率前瞻指引[15]。“欧央行将继续遵循依赖数据和逐次会议的方式来确定合适的货币政策立场，并不对特定利率路径做预先承诺。”而虽然欧央行在本次会议上对通胀和GDP增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修，但本次会议的发布会上，拉加德的表态似乎更加偏向鹰派[16]：“欧央行并不排除未来可能会上调对GDP经济增速的可能性，而随着今天的降息，欧央行即将结束降息周期。”
虽然拉加德最近的表态较为鹰派，但我们认为欧元区通胀的趋势下行可能使得欧央行仍然会继续降息：欧元区5月通胀同比录得1.9%，这也是去年年末以来通胀首次下降至2%以下的水平（而在6月的议息会议上，欧央行预测今年通胀将回落至2%），核心通胀也从2.7%降至2.3%（6月会议上欧央行预测今年核心通胀将回落至2.4%）。而此前五个月一直顽固地保持在4.0%的服务价格通胀也降至3.7%。此外，欧央行尤其关注的工资增速同样支持下半年再次降息1次：今年前三个月欧元区协议工资同比增长2.4%，这比2024年四季度的4.1%明显放缓。在此背景下，我们认为欧央行下半年可能仍有一次降息，考虑到6月会上欧央行的偏鹰派基调，以及6月会后有欧央行票委表态7月暂停降息的可能性[17]，我们认为欧央行大概率会在今年9月的会议上选择下一次降息。
欧元区经济短期内可能面临下行风险
近期公布的5月PMI数据显示欧元区经济复苏势头正在转弱：欧元区5月综合PMI指数从4月的50.4下降至49.4，低于市场预测的50.6；5月服务业PMI初值录得48.9，同样低于市场预期的50.5和前值的50.1；而制造业PMI初值更是仅仅录得49.4，低于市场预期的49.2和前值的49。而重要成员国法国的经济活动更是连续9个月萎缩：5月综合PMI仅从4月份的47.8小幅上升至48，依旧远低于50的枯荣线。法国的服务业活动也未达到预期，5月服务业PMI仅仅录得47.4，低于市场预期的47.7，法国企业表示[18]国内的需求依旧低迷。而尽管德国新政府推动基础设施改革和重建军队的计划有望在未来几年为经济提供支持，但德国年内的经济前景依旧低迷，5月PMI数据同样令人失望：服务业PMI仅仅录得47.2，低于前值的49；综合PMI录得48.6，明显不及前值50.1；制造业PMI仅仅和预期持平录得48.8，但依旧在枯荣线下方。此外，一些代表企业/消费者对未来经济增长预期的信心指标也并未出现明显好转：ZEW欧元区/德国经济增长预期指数自4月以来出现了掉头向下的迹象，而根据以往经验，该指标对欧元的走势具有较高的正向前瞻指引作用：2024年6月起ZEW指数的掉头向下领先欧元此后的下跌近3个月左右的时间。
不过，欧央行最新公布的月度数据显示，4月份家庭和非金融企业信贷脉冲从3月占比GDP的1.4%上升至1.5%，三个月平均值从1.4%上升至1.5%，这也就意味着，自近期低点即2023年10月录得的-4.9%出现明显改善。这一有利因素对于欧元区经济会有所帮助，但不确定的是如果美国政府下半年继续对欧盟加征关税，那么我们预计下半年欧元区经济扩张速度或大概率放缓，尤其如果对等关税暂缓之后，美国最终如果实施更多征税，那么欧央行可能会更偏向于进一步放松政策。而德国央行上周也表示[19]，由于企业面临全球贸易不确定性的困扰，德国经济将面临连续第3年没有增长的局面。2025年GDP将停滞不前，低于其2024年12月时预测的增长0.2%。从2026年开始，基础设施和国防支出应该有助于推动经济“显著”复苏。但前提是贸易紧张局势不会加剧。德国央行所考虑的一种风险情境是，如果贸易谈判失败，美国加征20%关税，欧盟采取对等反制，那么德国经济将再度连续两年萎缩。
特朗普两次任期期间的相似之处
我们认为目前欧元/美元的走势和2017年特朗普首次入主白宫之后的走势具备一定的相似之处。回顾过去20年欧元/美元的走势，2017年初至2018年初期间（即特朗普首次入主白宫时期），欧元/美元的走势和德美短端利差也曾出现过类似今年4月以来的分化走势，当时同样是由于特朗普首次入主白宫之后的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使得市场的关注点脱离了传统的利差逻辑（即使美联储时值加息周期的开始阶段而欧央行一直维持其负利率不变），市场对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2017年美元指数大幅走低15%左右。而进一步仔细对比2017年美元的走势，我们发现，美元在2017年前3个季度将2016年下半年特朗普上任前的涨幅完全回吐之后，出现了2个月左右的反弹走势，而后才又继续其下跌趋势直到2018年年初。而今年目前为止，美元的下跌几乎如出一辙地回吐了2024年10月至今年年初的涨幅，由此我们认为美元有可能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出现一定幅度的反弹，而后再继续延续其大的下行趋势至年末。此外，今年至今，美元明显脱离了其同其他大类资产的传统相关性（今年4月过后市场出现美股，美债和美元同时下跌的情况），这也可以反映出在美国政府当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下，全球投资者对其所持有的美元资产敞口进行外汇对冲进而压制美元的结果，我们认为，如果特朗普继续其目前的贸易政策，那么在中长期内全球投资者可能会进行资产重新配置而这可能会在更长期的维度上对美元产生压制。而市场目前对欧元长期的看涨情绪在期权市场上也得到印证，目前一年期和一月期欧元/美元的风险反转期权差值已涨至2022年中后高点。
关注美欧贸易谈判的最新进展
自5月末特朗普同意将对欧盟征收50%关税的起征时间从6月1日延至7月9日，欧盟一度表示，同意加快与美国的谈判，以避免跨大西洋贸易摩擦。我们认为，尽管目前欧美贸易谈判有了超过一个月的缓冲时间，但真正的考验可能才刚刚开始。目前看双方的分歧依旧较大，寻找能够安抚双方的中间立场还没有较为清晰的路径。欧盟官员曾表示[20]，对美国立场仍一无所知，难以确定美方的目标。而特朗普则指责[21]欧盟通过诉讼和监管不公平地针对美国企业。欧盟近期向美方发送的提案已被拒绝[22]。该提案包括联合取消工业品关税、增加对部分美国农产品的市场准入，以及共同开发AI数据中心。尽管欧盟表示优先寻求谈判解决方案，其反制准备同样充分。据路透社报道[23]，欧盟已批准对价值210亿欧元（239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关税，以回应特朗普的金属关税，这些措施可以迅速实施。此外，欧盟还准备了[24]针对950亿欧元美国产品的额外关税清单，目标包括波音公司飞机、美国制造汽车和波本威士忌等。
我们认为，如果在7月9日之前双方未能达成某种协议，那么美国方面依旧可能继续加征关税，而欧盟同样可能实施其反制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市场风险偏好大概率会走低，进而对欧元产生一定限制；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欧央行大概率会更加转向鸽派（比起6月会上的偏鹰派基调）而市场可能也会预期欧央行进一步降息的可能性，因此，欧元上涨幅度可能受到限制。
欧元/美元或先跌后涨，总体维持震荡偏强的走势
综上，我们认为欧元/美元的走势在下半年仍会有所反复。在欧央行6月降息后，市场对其进一步的降息预期可能会在欧元区通胀下行的大趋势背景下继续维持，而相较于目前市场对美联储最早在9月左右才开始降息的预期，这种货币政策预期的分化可能会继续限制欧元/美元短期内继续走高的幅度；欧元/美元有可能会在3季度向1.10方向有所回调。不过进入4季度，随着市场对美联储的降息预期可能会有所走高，而欧央行的降息周期则接近尾声；加之欧元区经济也可能在德国财政刺激政策届时有更多细节落地的潜在利好下获得进一步的支撑，而这也会对欧元形成支撑。因此我们预计，欧元在今年年底可能会上行至1.16附近的水平。
日元：区间震荡
2025年上半年日元回顾：弱美元背景下升值幅度有限
截至5月末，2025年内日元相较美元升值约9%，在G10货币中排名中等靠前，在亚洲货币中排名第2。2025年1月至5月日元相较美元基本处于趋势性升值，美日汇率由年初的157附近下行至140-145之间。1月期间，在美债利率下行、日本央行加息的背景下日元汇率明显走强。2月期间在美国数据疲软、关税不确定性加大背景下美元持续走弱、日元继续走强。3月期间美日汇率基本在150附近持平，但是进入4月之后在关税消息的扰动下美日汇率一度由150下行至140附近。5月之后伴随关税风险的消退，美日汇率重新稳定在145附近。
关于主导美日汇率的主要逻辑，我们认为2025年上半年更多或是美元一侧的影响，市场对“美国风险”的担忧带来了美元指数的波动。在过去曾经有效的美日10年名义利率的息差以及美日汇率12个月掉期点在2025年期间进一步失效。美日10年名义利率的息差甚至与美日汇率出现了相反的走势，反映美日货币政策预期的美日汇率12个月掉期点来看，2025年期间同日元汇率相关性或大幅下降。
2025年中期日元展望：或区间振荡
从结论而言，我们认为2025年下半年日元的汇率中强弱因素并存，美日汇率或是140-145附近的区间。日元走强的因素主要在于日本央行加息的可能性以及美日两国避免过弱日元的态度。但另一方面，日美的贸易谈判、国际收支层面日元结构性流出等因素则促进日元贬值。
升值因素：日本央行加息可能性、美日两国避免过弱日元的态度
由于汇率是两个货币的比较，因此美元的强弱也是影响美日汇率的关键，2025年下半年若为弱美元的环境，届时日元相较美元也更容易升值。
日本央行加息可能性：美日政策利率的息差对美日汇率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历史来看当美日息差维持在高位时日元易贬值，当美日息差大幅缩小时日元易升值。由于过去美联储政策利率较高，日本长期处于零利率附近，因此美联储的政策利率才是影响美日政策利率息差的关键因素。但是近年来伴随日本走出通缩，日本央行目前的政策利率已高达0.50%为本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目前日本通胀在主要发达国家中为最高水平，同时日本目前的各类通胀也到达了1980年代左右的水平，我们认为日本央行今后将继续其加息的步伐。近期，受到关税政策扰动的结果，日本央行暂停了其加息的步伐，但是日本央行表示在今后经济企稳、通胀持续的背景下将继续加息(详情参考《中金看日银#60：25年5月会议回顾-受关税影响推迟加息》)。我们认为在全球经济恢复平稳的背景下，日本央行最快或在2025年10月会议中将政策利率由0.50%提高至0.75%，此举有助于小幅缩减美日政策利率息差，对日元或能带来提振作用。
美日两国避免过弱日元的态度：我们认为美日两国或皆不希望日元出现明显贬值(美日汇率再度高于150以上)。美国方面，2025年3月美日汇率在149附近时特朗普表示[25]“日元的贬值，对美国制造业不利”，财长贝森特也持有类似的观点。日本方面，2024年当日元发生明显贬值时日本政府也对此表示了担忧，并在2024年也实施了外汇干预(详情参考《日本外汇干预#4：24年4月的干预？》)。2025年的日元汇率水平已相较2024年明显升值，但是我们认为当美日汇率再度超过150之时，则有可能通过进口物价的角度从而推升日本的通胀。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当美日汇率再度超过150之时，日本政府或考虑再度实施外汇干预，同时美国当局或许也会支持日本的这一行动。但是，我们同时认为过于走强的日元或许也不是日本政府所期待。我们观察发现2025财年日本的上市公司业绩指引的前提假设汇率在140-145附近，因此当美日汇率低于140的水平时会有不少公司因为汇率因素而下修业绩，届时不利于日本的股票市场，同时业绩不佳还会带来2026年“春斗”的疲软。因此我们认为美日汇率在140-148附近或为日本当局的“舒适区”，太强或太弱的日元汇率都会带来负面影响。
贬值因素：日美贸易谈判、经常收支逆差国家、多日元头寸接近历史高位
日美贸易谈判的结果皆指向日元贬值：《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6]“6月15-17日的G7首脑峰会中日美有望关于贸易谈判达成一致”，媒体报道的日方将要实施的举措包括1)扩大对美进口；2)扩大对美投资等。我们认为日美贸易谈判的各项举措，从资金流来看皆为日元流出因素。
实则为经常收支逆差国家：为何在2025年上半年的弱美元背景下，日元仍旧相较美元的升值幅度有限，并未成为上半年最强的G10货币。我们认为背后的底层逻辑在于日本目前成为了“经常收支与资本收支双逆差”的国家，资金流持续从日本流出，进而日元在避险环境下也难以明显升值。不少投资者对日本抱有“日本是一个出口大国，贸易收支为顺差，经常收支也为顺差”的旧观念，而现实是1）日本不再是出口大国，而是出海大国；2）日本的贸易收支常年为逆差；3）日本经常收支在会计层面是顺差，但在资金流层面为逆差。过去数十年，在1)避免和他国发生贸易摩擦、2)海外成本更为低廉的背景下，日本企业持续出海，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在趋势性增加，同时日本企业的海外生产比率(=海外生产量/(海外生产量+日本国内生产量))在逐年上升。出口与出海的差异之一在于是否产生大量的结汇需求，出口时由于成本端的原材料与人工都在国内，因此海外收益大部分需要结汇换成本币用于支付成本，进而会带来本币升值压力，但是出海时成本端发生在海外、外币计价，因此在海外获得的收益无需大量结汇，进而无法产生大量本币升值压力。出口扩大有限的同时，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全国大部分的核电站被停运，导致日本需要进口更多化石燃料作为能源，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2011年之后，日本的贸易账户长期在零附近或为逆差，意味着更多的日元贬值压力。过去长期来看日本的经常收支在会计层面的确为顺差，但是可以观察到日本经常收支顺差的绝大部分来自于初次收入的贡献。日本的初次收入主要来自两方面的贡献：1)直接投资收益(出海在当地建厂所获得的收益)；2)证券投资收益(投资海外股票获得的分红、票息等)。理论上日本的初次收入若能定期回流至日本，则会形成日元升值压力，但实际层面，我们研究发现日本企业与投资者选择将直接投资收益与证券投资收益继续留在海外进行再投资，而非回流至日本国内。因此从资金流的角度看，“真实”的日本经常收支实则为逆差，相关因素也是日本结构性偏弱的主要原因。
多日元头寸达到历史高位、留意逆转可能性：杠杆基金对日元的净头寸基本为区间波动，当净头寸达到极值时需要留意逆转带来的风险。截至6月3日，目前杠杆基金对日元的净多头达到历史性偏高的位置。由于美日短端息差长期为正数（美国短端利率长期高于日本），因此日本的净头寸来看长期是净空头、短期是净多头。未来数周，我们不排除净多头进一步冲高，出现超调的可能性，但是当净多头进一步突破历史高位时，需要留意24年7月的反向行情。24年7月时是日本净空头到达历史高位，然后发生逆转带来了明显的日元升值压力；目前是日本净多头达到历史高位，需要留意其逆转带来的日元贬值的影响。
图表5：主要货币的汇率预测
[10]KearnsJ,PatelN.Doesthefinancialchannelofexchangeratesoffsetthetradechannel?[J].BISQuarterlyReviewDecember,2016.
本文摘自：2025年6月9日已经发布的《多重利空扰动美元汇率》
李刘阳，CFA分析员SAC执证编号：S0080523110005SFCCERef：BSB843
丁瑞，CFA分析员SAC执证编号：S0080523120007SFCCERef：BRO301
王冠，CFA分析员SAC执证编号：S0080523100003
施杰分析员SAC执证编号：S0080525030001股票配资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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